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体系，世袭君主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如果说选举和投票属于一种通过政治体系的输入端而发挥作用的生产机制，那么，在政治体系的输出端，通过权利保障来创造和维持国家的合法性就成为了合法性生产的另外一种重要实现机制。与此同时，由于运动式治理内嵌于科层体制内部，这就导致了其中的官僚队伍要把大量的时间应付在运动的筹备、实施和事后总结上，久而久之，运动式治理也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即这种权利保障方式会显得越来越仪式化和形式化，不但只能治标，而且治标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差。

乍看之下，将动员机制看成是一种权利保障方式似乎有悖常理，然而，一旦将其与科层体制联系起来，问题便不难理解。正是由于此，使得国家现有的科层体制及其相应的常规化权利保障方式，根本无法满足能动型国家的合法性生产绩效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实现，同时，能动型国家显然又不能退回到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老路上，于是，一种介于常规化保障与运动式治理之间的互动型保障方式便由此产生。而在这样一种连续加油的过程中，国家的合法性就被不断地生产出来。一方面，一如前述，能动型国家一般都会将建立在科层体制基础上的常规化保障方式放在首位，不过，一旦发生某些情况，作为应对组织危机和失败的补充、替代机制而存在的运动式治理就会出场，以便于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显然，这种状况的出现需要理论上的解释。

不过，即便运动式治理现象无法被完全根除，也并不表明国家对于这种政策工具是十分满意的，亦没有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去改变它。五、余论：运动式治理向何处去？ 针对运动式治理的未来前景，本文大体上同意周雪光先生的论断，即欲从根本上解决运动式治理带来的问题和危机，必须找出新的替代机制来应对和治理官僚体制和常规机制的组织失败。从现代地理学的度量衡基准来说，世界通用的地球零度经线(本初子午线)不像纬度那样有自然起讫(赤道和南北两极)，而是人为设定的。

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牢牢把握世界秩序定义权的关键，始终遥遥领先地掌握着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认知世界的工具——地理科学、航海技术、地图技术和测绘技术。实际上，放眼观察当下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大热的背后，地理学分支中唯独法律地理学乏人问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创立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阐明了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影响，他也因此全面整合此前全异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两个研究领域。现代国家是一种工程国家，法律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工程国家的主权技术和政府治理术之一。

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几何学家、历史学家、探险家、测绘学家，还有制图学家，都在领土研究中起到了他们的作用。这一幅漫画版《时局图》，构成了现代地理学在中国民众中间启蒙普及的第一次浪潮。

《时局图》以熊代表俄国、犬代表英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香肠代表德国，在中国地图上生动形象地标识出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让不识字的民众直观到亡国灭种的危机。法律地理学不仅是一种国际秩序定义权，更是一种世界观和空间观的定义权。因而我们有：政治全球化=政治地理学+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谁在世界中心》的作者温骏轩是法律人，这本著作是一个法律人基于对中国崛起的关怀和对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业余爱好的产物。

主权的理性表述的面向，要靠法律技术来实现。1898年起，在香港、上海坊间和留日中国学生中间出现一副讽刺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事漫画《时局图》。1909年，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中国地学会成立，并于次年创办《地学杂志》。随后，英国强租香港新界和威海卫，法国强租广州湾。

法律地理学：主权技术和治理术之一 主权不光是一种法理和权力，主权还是一种技术，是法律技术与工程技术的结合。教皇子午线是典型的法律地理学案例 一定的地理空间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任何历史都是在具体的地理空间当中展开的，不同的空间认知会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

帝俄不甘示弱，随即出兵旅顺口和大连湾，强租旅大租借地。在全球化时代，法律地理学意义上的主权边界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式区隔和领土防卫，而意味着治理和控制，也意味着交通和传播。

可以说，现代地理学研究在中国的命运，是与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2009年起在网上论坛受到热捧的地缘看世界连载系列，也在今年夏天正式结集为《谁在世界中心》的专著。1920年代，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浙江大学地理学相关学科为基础的史地学派逐渐形成。进入专题： 法律地理学 全球治理 。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老世界与新世界之分，本是15世纪末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的结果，此后随着老世界的欧洲列强对新世界的控制和侵占，在各方面塑造了新世界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法权观念上的秩序划分，构成了法律地理学的世界观前提因而我们有：政治全球化=政治地理学+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

这一幅漫画版《时局图》，构成了现代地理学在中国民众中间启蒙普及的第一次浪潮。1920年代，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浙江大学地理学相关学科为基础的史地学派逐渐形成。

《时局图》以熊代表俄国、犬代表英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香肠代表德国，在中国地图上生动形象地标识出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让不识字的民众直观到亡国灭种的危机。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法律地理学中的法律技术部分与工程技术部分，在实践中不可能分割运作。

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走出去局面的形成，边疆理论和海权理论日益受到重视，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跑者，全球化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一种世界体系学说和全球传播学说。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牢牢把握世界秩序定义权的关键，始终遥遥领先地掌握着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认知世界的工具——地理科学、航海技术、地图技术和测绘技术。

我们由此看出，保罗·克鲁格曼的经济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经济地理学+国际贸易。1940年代初，一批留德学人因应抗战时局，融合中国古代的战国思想资源和德国地缘政治学以及尼采哲学，发展出兼具人类学、人文地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色彩的战国策学派。2009年起在网上论坛受到热捧的地缘看世界连载系列，也在今年夏天正式结集为《谁在世界中心》的专著。可以说，现代地理学研究在中国的命运，是与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

所谓的全球化研究，其哲学抓手是空间概念，其学科范式是某某地理学+。法律全球化=法律地理学+比较法和国际法。

抗战结束后，中国地理学发展进入了较为规范的科学建设历程。说到法律全球化研究，其学科基础仍然有待阐明和巩固。

教皇子午线事件是一个典型的法律地理学案例，可以说构成现代世界的法律全球化的起点。所以法律地理学的发展，需要文理工交叉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因此，全球化概念在其理性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地理学。法律地理学不仅是一种国际秩序定义权，更是一种世界观和空间观的定义权。2014年国内翻译出版的两位澳大利亚学者合著的《世界海洋政治边界》，是一本实践操作导向的法律地理学专著。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根据1493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的教皇子午线和1494年《托德西拉斯条约》，按照地理空间在法理上瓜分对整个世界的权力和利益。

但是从当今中国崛起所遭遇到的迫切问题来看，法律地理学却是最紧要的。中国学术界应该开展法律地理学研究，在技术和能力上跟住当前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和节奏，成为一带一路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必须在消除中国威胁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球化世界伦理、塑造中国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创立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阐明了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影响，他也因此全面整合此前全异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两个研究领域。1898年起，在香港、上海坊间和留日中国学生中间出现一副讽刺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事漫画《时局图》。

1936年顾颉刚和谭其骧发起成立禹贡学会。近代以来，在形塑现代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世界秩序的定义权。